巴金走了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０６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巴金于１９９９年２月因感冒发高烧，６年多来，病情反反复复，党和国家尽全力救治，终因恶
性间皮细胞瘤等病因，不幸逝世。
现场
众多媒体医院聚集
昨晚，华东医院门口现场聚集了四五十家全国各地的媒体，新华社、中新网、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以及一些成都等地的媒体，都在医院门口，而且越来越多。虽然巴金去世的消息，众媒体已经从新华社得到证实，但截至记者发稿，医院方面目前仍没人出来表态，目前媒体无法进入现场，只能拍摄到医院大门的图片，这些媒体主要聚集在正门，此刻有很多政府车辆开进医院，但没人能够接受采访。
“可能巴老刚去世，他们的心情都比较沉痛。”一位媒体记者如此猜测说。
网上
悼念留言铺天盖地
直到昨晚八点，巴金先生逝世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在众多敬仰他的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时发现，转眼间网友自发悼念巴金去世的留言已达近千条，“巴翁仙逝，美文千秋１，“巴老，您老一路多保重。您是祖国的骄傲。我们为你而自豪。愿你在天国也是那盏不愿熄灭的明灯为我们照耀。”网友们尽情抒发着对这位世纪老人的怀念之情。
此外，记者也看到了许多此间文化界人士的留言：“一代文豪，永世常存”，“好好讲真话是对巴金他老人家最好的缅怀１。有关人士表示，将老人讲真话的精神传承下去才是缅怀巴金最好的形式。
巴金辞世惊动文坛
惊闻巴老辞世，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高建群等文坛重量级人物，纷纷对这位作家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纷纷表示，巴金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的伟大人格。
王蒙：
一颗巨星陨落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长王蒙：我是７点多钟得到巴老去世的消息，我感觉到这是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巴老给我的印象是永远那么诚恳、执著、热情。他非常重视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建议文字创作者要多写一些作品。
巴金先生从五四时期开始走上文坛，代表了新文学的发展。巴老的《家》、《春》、《秋》深深影响了几代人；包括《寒夜》等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高度；还有后期的《随想录》除了具有很深远的文学影响，更具有道义影响。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每次和巴老见面时，都鼓励我多写一点，再多写一点。
张炯：文学界的损失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巴金去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损失，巴老的一生是为人民写作的一生。早期作品《家》等“激流三部曲”非常有影响力，当初我就是读《家》走上革命的道路。这部书对封建力量进行强有力的控诉，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
在中国文学史上，在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天空中，巴老是一颗耀眼的巨星。
巴老的去世，令整个文学界悲伤。
铁凝：巴老一直很顽强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铁凝：巴老是我们这一辈作家精神偶像，他是我们的文学启蒙，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文革，巴金的《家》还是禁书。虽然对这样一位前辈——世纪老人，无从有直接感性的认识，但他的书影响了我。巴老的《随想录》虽然是五本不厚的书，但能看出他讲真话的勇气和正直的品格，这让我们这些文学后辈非常敬仰。尤其让我非常佩服的是巴老能写出《家》这样的作品，也能写出后来被拍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团圆》，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他写的都很出色。
没办法，巴老去世是自然规律。巴老一直表现的很顽强，很有韧性。希望他能安息！
陈忠实：作品有种巨大启示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巴老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强烈反封建、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的精神，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作品欣赏的意义，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上个世纪初中国青年的呐喊的意义，尤其是长篇小说《家》，有一种精神与思想上的巨大启示，很多人读着这本书走上了革命道路。巴老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年轻时受过巨大的启示作用，敢于向一切束缚与约束进行诀别。解放后，巴老创作的《英雄儿女》家喻户晓，而《随想录》式的深刻反思，更是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的伟大精神与人格。在今天，我们学习巴老的精神与人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贾平凹：一生正气堂堂
著名作家贾平凹：巴老是中国杰出的作家，他的道德、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他有幸在杭州见过巴老一面，其形象永远保留在心中，当时，他推着巴老的轮椅在西湖边的草地上转了一圈。巴老的作品就在那儿，那些文章，那些话，没有大勇气者，没有高贵人格的，写不出来，说不出来。巴老的散文我基本上都看过，长篇看过大多数。巴老一生都是有正气的一个人，正气堂堂，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巴金大事记
１９０４年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１９０９年５岁的巴金进私塾认字。
１９２１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编辑《半月》刊，组织“均社”，参加些革命性的社会活动。
１９２３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１９２５年毕业。
１９２７年旅居法国，１９２８年回国。
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３年辗转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１９３４年底赴日本。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京参加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
１９６２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
１９６７年５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
１９７２年，夫人萧珊病逝。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０６分在上海逝世。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巴金的家春秋
巴老已驾鹤西去，但他依然活在亲人、朋友的心中，侄子心中的“四爸”清晰可见；吴青谈到母亲冰心与巴舅舅长达一个世纪的友情时恍惚如昨，而今俩位老人都已故去；与妻子萧珊的至情至爱感天动地；老友至交对巴老的为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巴老一生都在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围绕着……
亲情
李致（巴金侄子、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四川省文联主席）
巴金是我的叔父，川语里我喊他“四爸”。儿时曾和四爸睡一张大床，我喜欢在床上玩耍，直到累极了才肯躺下。而四爸总是写文章到很晚，所以第二天我得小心翼翼地爬下床，生怕把他吵醒。在四爸的几个兄弟中，我父亲和四爸的感情极为深厚。他们除了拥有同胞兄弟的情谊之外，更因为他们在追求和志趣上的投合。这尤其体现在“五四”运动之后，我父亲经常将富有新思想的书籍报刊买回家，和三爸李尧林、四爸一起贪婪地阅读，吸收新思想，接受新思潮的洗礼。那时候，许多人找四爸签名题词，我也心痒难耐，请四爸给我题词，他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题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尤其是“做好人”这一点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巴金与萧珊的至情至爱
１９３６年的大上海，年仅３２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芾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１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１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１８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８年的恋爱。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帐。”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１９４２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这样，他的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１９４４年５月１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４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５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２８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毒打。１９７２年７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１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３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赵兰英（巴金“忘年交”，追踪采访巴金几十年的新华社记者）
巴老身上令我敬佩的品质何止一两点。古往今来，有多少作家文人轻狂自大？可巴金却不。他那自省与磊落的胸怀足以在他的《随想录》中呈现无遗。动笔于１９７９年的《随想录》算得上是国内最早反思文革的文章。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巴金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坦然公开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所讲过的违心话，写过的违心的文章，并诚实以告做过的那些伤害朋友的事，这份难得的勇气和诚恳待人的情操，就是十分珍贵的中国良知。
情操的高尚之外，生活中的巴老可谓节俭。他宁肯省吃俭用，也不会耽搁买书的事。在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的生活非常拮据，妻子萧珊会从菜市场买些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然后用盐腌着，晾干。此后这便成了全家每天仅有的荤腥蔬菜。半年多的伙食，全家竟然就靠这两个菜维持着，省下的钱全用来买书了。所以巴老家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只怕还真无人可比。此外，巴老还是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他从来只领稿费不拿工资，就连他的妻子萧珊女士当年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也是义务工作。巴老曾经被安排去杭州疗养，离开时硬是自掏腰包上交“食宿费”，好几万哪。当时去那儿住的名人不计其数，就没见谁主动交过这么多钱。
对待自己的作品，巴金是谦虚的。尽管他的《爱情三部曲》广受好评，但他却说这并不是一部成功之作，特别是其中的《火》。当时在选编《巴金选集》时，巴老并没将此篇收录其中。在巴老看来，自己的作品有百分之五十是废品，并反省自身说，“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当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仰晨先生通信时曾写道，““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１９９８年，巴老接受我采访时说，“我一生没写什么东西，不过就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巴金就是一个对自己如此严厉而理智的文人。
“巴金舅舅”与“冰心妈妈”姐弟情深
冰心、巴金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伟大的作家，自１９３３相识就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寓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
“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被采访人：吴青（冰心的女儿）
爱和讲真话
“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是妈妈对巴金舅舅的评价，我认为非常贴切。如果要我形容巴金舅舅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爱，这是他生命中最奕奕生辉的东西。他的爱是博爱，超越了国家、民族、肤色，他爱全世界的人民。更重要的是，他对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有着深厚的割不断的感情。
爱是妈妈和巴金舅舅共同的性格根底，他们那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竭尽所能地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呼喊。“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世界。”妈妈和巴金舅舅还有许许多多人们始终不忘社会责任、追求真理、播撒爱的种子，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摧毁腐朽思想和制度的力量。如果把他们这群人比喻战士的话，妈妈和巴金舅舅就是“先行官”。
第二就是讲真话，巴金舅舅作为一个文学巨匠，能在晚年时深刻地反思，剖析自己，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做过的一切，这非常难得。上世纪８０年代，巴金舅舅写了《随想录》，将他在文革中曾经有过彷徨与踌躇全都自我校正了。这本书被人们誉为“讲真话的大书”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它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巴金舅舅的人格力量。巴金舅舅对国家、人民、民族的热爱和责任，始终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还通过他的为人处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中国太需要这样的爱和责任了。他的作品对全人类、尤其对中国人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冰心人生知己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爱他（编者注：指巴金）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妈妈叫巴金舅舅“巴金老弟”，妈妈称朋友为弟弟，这在我们家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了他们既是挚友又是亲人还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士的感情。
巴金舅舅对妈妈说过这样的话：“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拉着我向前。”他和妈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友谊的范畴，他们有着同样的社会责任感和默契，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一起向着高尚的伟大的目标前进，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磨难，也永不言悔。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妈妈和巴金舅舅在很多问题上都能想到一块，他们在民主、依法治国、反腐、统一台湾等很多方面都非常有默契。有很多事情，他们不用多说，也能彼此懂得。我印象最深的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他们通电话，两个老人都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妈妈和我都觉得巴金舅舅像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很多人觉得巴金舅舅是个忧郁的人，其实他们没有看到他幽默的一面。巴金舅舅平时话不多，只有和挚友亲人在一起，他才会变得谈笑风生、妙语连珠。
１９９９年冬天的生离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妈妈去世。这时，巴金舅舅正在和病魔做斗争，生命危在旦夕。没有人敢把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在抢救室度过几十个不眠之夜以后，巴金舅舅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他费力地对李小林（编者注：巴金女儿）说：“我要打电话给冰心，告诉她我没事１小林哄他说：“医院不能打手机，晚上回家打。”事后小林和我都感慨，妈妈和巴金舅舅一定有心灵感应，他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但很难表达。
李小林（巴金女儿）
在准备做巴金专题的时候，我负责的是巴金的情感和文学成就，说到巴金的情感，最适合的采访对象应该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无论是巴金的爱情还是亲情，她都最有发言权。但我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小林从不愿接受采访。电话打到巴金家，接电话的正是李小林，她的声音平静内敛，一如她的家风。李小林说：“从半个月前开始，我已经接到无数个媒体的电话了，对不起，我不能接受采访。这是我们李家的规矩，爸爸是一个低调的人，我们不愿违背他的意愿。”
李小林不仅不对记者谈父亲，而且身为《收获》主编的她，也从未写过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无从通过她的笔感知女儿心目中的父亲。问李小林原因，她的回答依然是：“这是李家的规矩。”
生命随想
巴金，一个时时审视自己，反省自己内心的人，心里始终充满着新鲜的血液，永远不会老。抱着病躯的巴金已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文学为了深爱着他的读者，在坚守着生命最后的尊严。面对已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的百岁巴老，让人们懂得了，有一种东西比他宝贵的生命更为久远地存在并流传下去，那就是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
安乐死
“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巴金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为别人活着，意味着要牺牲自己，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巴金又是无法表达的，特别是对他的医务人员。
巴金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巴金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是多方面的，疾病缠身致使他无法工作，友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曾说：“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祝我越想越急。”《随想录》（病中集）虽然写的是上一次病中的痛苦，但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巴金病中的内心。巴金把病中的生活称为“非人的生活”，噩梦和“文革”时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向巴金袭来，在梦中巴金会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
巴金的这种精神痛苦比病痛带来的肉体之痛强过百倍。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使巴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巴金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
在采访崔主任时我问：“你知道巴老曾向家人提出安乐死吗？”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并不是绝症，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为他治疗，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
巴金年轻时患过肺结核。１９２５年，巴金从江苏东南大学附中毕业后，北上北京，报考北京大学。随知在体格检查时，被认为肺部有病，为之，放弃了报考机会。１９２７年，巴金赴法国，有一阶段，也因肺部不适，在一座美丽的小镇修养。从１９５４年起，巴金在华东医院看玻１９６５年，巴金发现有高血压倾向。１９７９年发现隐性冠心玻
１９８１年，巴金动作开始有些迟钝，１９８３年确定为帕金森症。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玻主要症状是：震颤，四肢远端和舌、唇、下颌等出现有节律的颤动。僵硬，肌张力增高，关节活动不灵活，行动困难，面部表情减少等等。这年１０月起，巴金每月来医院２次，做帕金森检查与治疗。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起加大这方面的用药。可以说，至１９９３年，巴金的主要疾病是帕金森症。２０年来，巴金的帕金森症，应该说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病还是发展了。他后来说话困难，手颤抖，写字困难，行动不便等，都与这个病有关。
１９９３年，巴金身体的主要问题由帕金森症转为内科。这年２月，巴金出现晕厥症状：站起来后，突然眼睛凝滞、流口水、面色苍自、嘴唇发紫、神志不清、血压降至０－６０。以后又发生过多次。这种情况如不很快控制，会造成脑供血不足，心肌梗塞，非常危险。有时候尤其是早晨，巴金还会出现高血压症状。无论是低血压还是高血压，医院都不轻易给药，主要靠物理办法治疗。巴金的植物神经功能一直不平衡。１９５２年，他在朝鲜战场时，也晕厥过。那是太紧张、太劳累造成的。
慢性支气管炎，是巴金的又一主要疾玻这个病造成他肺部反复感染，尤其是晚年后，一不小心就感染，多痰，痰内有各种杂菌。因为帕金森病，巴金吞咽困难，很容易将残留的饭食吸入肺内。这样，大约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医院采取了多种护理办法：喂食、口腔清洁、吸痰、超声物化等等。同时，间断使用抗菌素。
骨质硫松，是老年人的常见玻巴金也不例外。最典型的就是１９９４年那次，为取一本书，造成第８节胸椎压迫性骨折。为此，采取支持性治疗，提高蛋白。
１９９３年后，医院大胆对巴金实行半治疗，半疗养的办法。即同意他在４至１０月间去杭州疗养。这样，使他有离开医院的感觉，放松神经。同时，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巴金在杭州，浙江医学院经常派人探视。华东医院崔主任等医生也时常去。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积极的治疗好方法。巴金每次去杭州，回来时体重有所增加，心情也好多了。
１９９９年，巴金病情急转直下。２月５日，巴金感冒。２月８日早晨，巴金开始发烧，体温摄氏３８度。中午，崔主任向医院汇报了巴金的病况。医院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会诊，认为是呼吸道感染。下午，巴金体温仍没有下来。晚上８点，巴金体温升到摄氏３９度，呼吸也加快了。做血清等检查，发现缺氧，呼吸衰竭。医院又组织会诊，并成立抢救小组，认为巴金因痰咳不出来，易感染，热度退不下来，需引流，用机器把痰吸出来。１１点钟，崔主任告诉巴金：“需要气管插管，把痰引出来，这样会舒服些。”巴金说：“好。”１１点半，管子插好，吸出好多痰。下半夜，体温有所下降。第二天，上午１０点，巴金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２月１４日，医疗组考虑，呼吸器重，长期插用不行，因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之后，巴金出现低钠综合症。身体浮肿，反应淡漠。经过治疗，有所好转。２２日中午，突然心律失常，左心室心衰，经过抢救后平稳下来。３月１号，巴金从重症监护室转回病房。
５月３１日，体质有所恢复，重又下床坐到轮椅上，约１小时。以后又有２次下床坐在轮椅上。
从１９９９年２月病重到２００４年２月，巴金的病时有反复，但主要是呼吸道疾病，反复感染。２００４年２月，巴金肾衰竭，病情危重。经过治疗，闯过难关。２００５年４月，发现巴金腹部腹水。经过反复会诊、检查，诊断为腹腔间皮细胞瘤。１０月３日，胃部出血。１０月１３日腹腔大量出血，确诊为恶性间皮细胞瘤。１０月１７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
《随想录》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文革”后的巴金，用劫后余生来形容应不为过。那１０年，在他看来真是一场噩梦，在这场梦中，他失去妻子、朋友。内心的伤痛是如此难以愈合，以致在夜里他会听到死去的妻子悲切的哀哭声，他会在睡梦里见到冤死的故友，他的悲伤都一笔笔地写进了《随想录》及随后的文集中。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间，巴金写了１５０篇随笔式的短文，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上，后由香港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五卷本的《随想录》如果只是一个侥幸从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老人的喃喃自语，那么今天的巴金也就不会是如此光彩夺目。
真诚，是人们阅读巴金时最多的感叹；讲真话，也是巴金在生命后期对自己最大的期许。然而多少人能看到，在《随想录》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向人们袒露的那颗仍怀着惊悚和战栗的心？从噩梦中醒过来的老人，无法坦然直面那些在灾难中永远离开的友人，他们在阴寒的坟墓里冷冷地望着他在鲜花和掌声中穿行。他们死了，他独自活着，在痛苦和愧疚中活着。尽管这痛苦镶着金边，这愧疚戴着花环。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写下这些文字的老人，把内心最焦灼的一面撕裂开来给人们看。你或者可以说他忏悔得不够彻底，你也可以说他忏悔得太迟，但是，我们却无法不震惊于这灵魂深处的软弱和痛苦。“人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却不能活在荒诞之中”（马尔罗语）。１９３８年的上海，年轻的巴金曾经豪气万千地宣称要做一名战士，要毫不退却地向黑暗中的魑魅魍魉开战。２０多年后，还是在上海，当他真的被命运推上前时，内心苟延残喘的念头却是如此强烈，甚至容不得他有思考的余地。命运设下最残酷的圈套，而爬行在荆棘上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当巴金发现曾经激烈批判过的“觉新”式性格居然在他自己身上“复活”时，当他发现在时代的疯狂面前人性是如此不可靠时，当他与灵魂阴暗的那一面碰撞时，内心的惊悚和恐惧该向谁诉说？其实，老人应该知道，咀嚼苦难远比担当软弱容易。
晚年巴金是孤独的，他被高高地供奉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成了一个象征式的符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成了知识人的楷模。好像没人听到他鞭打自己灵魂时的悲声，好像没人知道他面对灵魂卑鄙一面时的战栗。